蒋筑英是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大典型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逝世后被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知识分子。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同志先后为之题词或撰写文章，称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这件事已过去20多年了，在此，我就所知道的有关蒋筑英这一典型发现和宣传的一些情况作一回顾。 

“才43岁，太可惜了” 

1982年6月的一天，我在吉林省委大院遇到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李光。我问他到省委做什么来了，他心情沉重地说：“我所副研究员蒋筑英，最近到成都检测仪器，突然在那里逝世，才43岁，太可惜了。今天，我到组织部给他办理追认党员的事。唉，正是做贡献的时候，却过早地———”这“过早地”3个字引起我的思索。没过几天，大概是7月6日，我到省文联参加一个会议，一进门，文联的同志告诉我：“老丁去世了。”老丁，叫丁仁堂，吉林省专业作家，我曾采访过他，那年才49岁。蒋筑英、丁仁堂的早逝，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带着这样一个题目，第二天我便骑着自行车从省委沿着人民大街(当时叫斯大林大街)到长春光机所采访。 

当时，光机所宣传处处长是麻仁君，负责对外宣传的是宋世绵。我到后，他们给我介绍了不少蒋筑英的事迹。特别是在讲到蒋筑英追悼会时，他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追悼会会场设在光机所的大礼堂，原计划500人参加，结果去了1000多人，礼堂都挤不下了。这个场面，是建所以来没有过的，所内外70多个单位发来唁电、唁函或送来花圈、挽幛。所长王大珩特意从北京赶回参加追悼会。记得他刚下飞机，宣传处就把他找到处里，让他接受记者采访。那天，他非常激动，说：“太不可思议了，他怎么会这么快就离开我们呢？”他在讲这番话时，透过白色的近视镜片，我清楚地看到他的泪水从眼角流出。他说，蒋筑英是他的研究生，业务精通，品德高尚，可以说是科技界的雷锋。在追悼会上，王所长强忍着悲痛致悼词后，非要捧着蒋筑英的骨灰盒亲自送到长春革命公墓不可。临上车时，被同志们劝阻了。还听说，王所长在看望蒋筑英爱人路长琴时，给路长琴留下1000元钱，让她作为补助家庭生活之用。因为追悼会是由所宣传处组织的，各单位送的挽幛以及发来的唁电、唁函都在宣传处保留。于是，我把这些挽幛、唁函认真地看了一遍，并作了摘录。所党委的挽幛字数最多，生动地概括了蒋筑英的一生：“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看了这幅挽幛，我的头脑里马上浮现出一个报道题目，这不是一条很好的人物新闻标题吗？于是，我很快写出一篇新闻，题目是《对革命无限忠诚为“四化”忘我工作副研究员蒋筑英为祖国光学事业奋斗终生》。稿件发回编辑部后，《光明日报》1982年7月26日在一版头条位置配蒋筑英半身照片发表。 

记者的“第二办公室” 

《光明日报》的消息发出后，引起不小的反响，尤其是在知识界，人们为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中年科学家的早逝而惋惜。中科院根据所里汇报的情况并综合各方面反映，发了一期光明日报内参。就这样，蒋筑英的逝　　世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挖掘蒋筑英的事迹，做深度报道，我几乎每天都到光机所去，深入到蒋筑英曾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以及资料室、实验室等，与科研人员交谈，了解情况。后来，《吉林日报》的戴焕梅、《长春日报》的白英权和我经常在宣传处见面，都是为了采访蒋筑英的事迹。我们有时在一起采访，有时分散采访，都是由老宋负责安排。所宣传处成了记者的“第二办公室”。我们3人既有合作，又有竞争，都想抓到有分量的材料。当然，老宋也是根据不同媒体的需要安排采访。后来才知道，我手头占有的有关蒋筑英的笔记、日记、入党申请书之类的材料多；戴焕梅则掌握了蒋筑英与杭州家中兄弟之间的通信材料；白英权也有“王牌”，《长春日报》曾刊登过蒋筑英在世时写的一篇短文，这在当时也是挺珍贵的，给小白提神不少。 

吉林最早作出向蒋筑英学习的决定 

集中宣传蒋筑英事迹是在1982年10月份，《光明日报》发表通讯《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闪光的足迹》以及《蒋筑英书信笔记摘抄》。当时，光明日报成立以记者部主任卢云为组长，包括我在内的蒋筑英报道组。这个报道组由总编辑杜导正直接领导。光明日报驻吉林省记者站办公室在省委主楼二楼西侧，与省委主管宣传文教的副书记刘敬之是对门。刘云沼同志当时任省委宣传部主管新闻宣传的副部长，他的办公室与敬之办公室仅隔几个房间。记得那时刘敬之同志经常开着门办公。我到记者站去都要从他的门口经过，有时他看见我便叫我到他的屋里坐一会儿。尤其是宣传蒋筑英那段时间里，常问我报社有什么动态。敬之与云沼分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吉林日报总编辑，都是办报出身的性格开朗又十分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刘敬之和光明日报有感情，还有一个背景，即他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又从新华社出来调到吉林省委任副书记之前，中央有关部门曾考虑派他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谈到这件事情时，他对我说：因为搞了一辈子新闻，想到地方干点事，就没有到光明日报社去。正因如此，他更关心《光明日报》。 

关于宣传蒋筑英的稿子以及吉林省委关于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决定等材料，省报和省委办公厅早已写好，只是等待时机发表。当时，对于这种重大典型的宣传，要看上面有什么部署和要求。《光明日报》的通讯是10月中旬发表的，接着，《吉林日报》便推出蒋筑英的通讯，省委发出向蒋筑英学习的决定。在我的印象中，吉林是最早作出向蒋筑英学习决定的省份。为了配合全国学习蒋筑英，省里组成由麻仁君为团长的蒋筑英模范事迹报告团到全国各地作巡回报告，并抽调省博物馆摄影人员苏楠等到北京举办蒋筑英模范事迹展览。后来，省博物馆二楼开设“蒋筑英事迹展览”，一直搞了好几年。 

至于拍摄电影《蒋筑英》，那是90年代的事情。蒋筑英的父亲蒋树敏患癌症晚期时，几次呼吁能拍一部关于蒋筑英的电影。长影编剧王兴东写了剧本，由宋江波导演。在长影审看样片和在省委三楼会议室召开的影片座谈会，都由当时任省委副书记的谷长春主持。在长影小放映厅看样片时，王兴东对我说：他用两个月时间把所有关于蒋筑英的报道材料都看了，又到光机所体验生活，才写了这个本子。北京的首映式在光明日报社举行。该片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死亡通知书” 

宣传蒋筑英，当时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宣传这样的典型，对吉林没有什么好处。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说蒋筑英好，那为什么没有吸收他入党，还得死后追认？还有关于蒋筑英之死，当时有很多说法，说得最多的是医院误诊、医疗事故，有人提出要追究成都医院方面的责任。 

1997年，《党建》杂志社为迎接新中国成立50周年，编辑一本汇集新中国成立以来著名英模事迹的书《追寻永恒》，由学习出版社出版。书中入选80位英模，吉林省只有刘英俊和蒋筑英。杂志社让我负责写蒋筑英这篇通讯。我考虑已经过去15年了，出于对历史负责，让后代能了解曾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一位中年科学家完整的人生经历，便把蒋筑英之死的内情如实录之。蒋筑英的《死亡通知书》由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填写：蒋筑英，男，40岁(其实43岁)，住院号377296。诊断：1.肿瘤压迫胆管狭窄；2.化脓性胆管炎；3.革兰氏阴性杆菌败血症；4.感染休克；5.急性肺水肿。 

因患者住院后病情严重，抢救无效，于1982年6月15日17时零3分死亡。 

蒋筑英是1982年6月13日由长春飞往成都的，当晚住进招待所后就感到身体不适。14日早，他带病和随行的同志换乘两次公共汽车到南光机械厂检测设备，晚上回到住处时，腹痛难忍，发高烧。随行同志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卫生所和医院，都说不能诊治，一直拖到第二天上午才住进川医附属医院，又因为医生交接班等原因，直到当天下午医生才来诊治，发现蒋筑英病情危急，尽管采取一些抢救措施，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 

获奖证书只有记者证大小 

对蒋筑英这一典型的认识，是在宣传实践中不断升华的。开始，把他作为应予关心的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的典型。当然对蒋筑英的宣传，起到这个作用。许多单位定期为知识分子检查身体，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但是，典型的意义远非止于此。胡乔木曾撰写文章，既对　蒋筑英英年早逝惋惜，更称赞他是在逆境中奋起的科技英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于是“伤痕文学”以及记述“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的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等烈士的通讯曾产生广泛影响，对于揭批“四人帮”起到重要作用。蒋筑英既有“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又不计前嫌，即便在受压抑的条件下，仍为科学事业忘我攀登，这是最令人动情的，催人泪下，其新闻价值亦在这里。在宣传蒋筑英之后，又有罗健夫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典型出现，为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舆论环境。1983年12月，全国好新闻评选委员会评选《光明日报》关于蒋筑英的典型报道为本年度的“受奖典型人物报道”，排在第一位。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拿了一个大奖。可那时的奖励远不像现在，既不开大会，也没有丰厚的奖金，只发给一个只有记者证大小的奖励证书。证书是用硬纸壳印制的，十分简易。今天小学生的获奖证书也要比这个证书档次高。证书里面用钢笔字写着我和陈禹山、刘飒、余长安4个人的名字。记得奖金是100多元，我分得30元。那时，此类奖励都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精神鼓励。这张奖励证书我一直保存着。尽管它很简陋，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根据读者的要求，光明日报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辑有方毅、胡乔木等同志文章及蒋筑英事迹、照片的书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封面用的是聂荣臻元帅的手书。1983年春，吉林省委宣传部也组织参与报道蒋筑英的记者及光机所的同志共同编写了《蒋筑英》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比光明日报出版社那本书内容要丰富、翔实，收录大量第一手材料。当时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王文琦(当时任处长)、李贤祖、王克敏同志为编写这本书花费了不少精力。记得他们为了提高这本书的质量，多次把我和戴焕梅、白英权找去研究，让我们每人起码写10篇有关蒋筑英的故事，每篇300字左右。最后，这本书汇集了有关蒋筑英的故事几十篇，成为辑录蒋筑英事迹材料最全的一本书。 

回顾对蒋筑英的宣传，这里固然有记者的新闻敏感，但是也离不开各级宣传部门的积极配合与组织协调。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使这个典型走向全国。(文/肖玉华 光明日报驻吉林省记者站原站长、高级记者